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道路上

人生感悟与梦想

前两年，我的一些学生一再催促说按照“做九不做十”习惯，要给我聚会祝贺60周岁和执教35周年。我则说“现在京沪预期寿命都超过80岁了，研究理论经济学的人，60岁不算大寿。但不到60岁，难以全面科学地认知经济规律和经济理论。”孔夫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也颇有一些道理。一手抓学术，一手抓健康，力争为中国和世界人民多服务和贡献一些绵薄之力！

前年是新中国60年大庆。我以“60年祖国与我”作为小结性的人生感悟。从理论上说，“祖国和我”是一种双向互动互促的关系，而不应是单向或单线的偏颇关系。新中国以来，作为中华民族整体的祖国，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制度基础和社会环境，然而由于各种社会差别的存在，对每一个人来说是不尽相同的；作为祖国的一份子，个人可以通过工作和生活对中华民族整体产生作用和贡献，然而由于各种个体差别的存在，这一作用和贡献也是不尽一致的。

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和人际氛围，往往倡导个人“我先为人人、人人再为我”，也就是说，个人我应首先为人人（为别人、为群体、为祖国等），人人（别人、群体、祖国等）也应为我，因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顺序最好不要颠倒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回首60多年，我的出生喜逢新中国初创（1950年），上学巧遇大跃进（始于1958年），下乡志在北大荒（始于1969年），学成执教复旦园（始于1972年），育人转教上财大（始于1989年），研究高登社科院（始于2005年），深感“祖国与我”的意蕴和紧密。

处于“50后”的中老年学者，既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熏陶与磨练，又经历了改革开放时代的洗礼与创新，从而兼有两个时代的人格特性、精神境界和工作作风，试图扬长避短，优优结合。这体现在我的一个座右铭上——“智商、情商、毅商、健商：成功者四要素”。

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不仅会继续“祖国与我”的紧密工作，而且会拓展“世界与我”的学术工作。前年，我与中外同行共同创办和主编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系学会的英文会刊《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去年又创办和主编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的《国际思想评论》英文国际期刊，这两份由英国出版的季刊，都是由数十个主要国家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共同编辑的全球性刊物，影响已日渐扩大。除了本人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前几年已被越南翻译和出版之外，另有《经济学方法论》、《劳动创造价值的规范与实证研究》两本专著正在被译成英文、土耳其和日文在国外出版，每年还将在国际刊物发表二三篇文章。除了继续在美欧亚主办或出席重要国际会议和讲演以外，今后还将把对外学术交流扩展到墨西哥和巴西等一些重要国家，加快“学术走出去”的步伐，发挥“学术大使”的功能，完成“世界、祖国与我”的学术梦想！

毛泽东说得对：“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改革时代也是如此。当坚持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根本原理或批判西方理论时，有人说我“左”；当从学术上创新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或借鉴西方理论时，又有人会说我右。让别人去评说吧，我只走自己认定之路！以我的领悟，千年政界和学界的史实已表明：当官，应追求下台后的历史名声；治学，应追求去世后的历史名声。这个理念对于在世在位时如何做事做人，如何真正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立碑，极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