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道路上

学术生涯三历程

一、学成执教复旦园（1972、4—1989、3）

从1972年4月开始一直到1989年3月，我在复旦大学读本科和硕士学位，以及留在经济系任教期间，系统地钻研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献，也认真读过不少外国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的论著。我还利用复旦大学图书馆的丰富资源，广泛浏览哲学、历史、美学、心理学、文学等社会科学书刊，甚至读过生物学、医学等某些自然科学书刊。我的读书兴趣至今还很广，思考范围也常常超出经济学，这倒为理论经济学及其方法论同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和横向借鉴，提供了知识基础和营养。不过，我计划65岁以前，还是集中精力创新经济学理论，之后再转向撰写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的论著。

在复旦的年代，我主要是师从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张薰华、洪远朋（本人硕士论文的导师）两位教授，并接替他们为本科生和进修教师系统开设1-3卷的《资本论》课程，并主讲过《政治经济学》和《消费经济学》的课程。他们做学问和为人的精神，对我影响较大。另外，蒋学模、蒋家俊、徐桂华、陈文灿、洪文达、陈观烈、吴斐丹、宋承先、尹伯成、叶世昌等前辈经济学家，均在各方面对我有教诲、有帮助。所以，我是在复旦大学奠定了较深厚的经济学功底和做学问的风格的，我的学术成长首先归功于复旦的老师和学术传统。

在复旦工作期间，除了主要从事助教和讲师的教学之外，还先后担任过经济系科研秘书、班主任和教师支部委员，在知识分子单位的工作能力得到一定的锻炼。

二、育人转教上财大（1989、4—2005、9）

从1989年4月至2005年10月我调往上海财经大学工作这16年半期间，复旦的老师仍深深地关怀着我，支持我的学术工作。比如，张薰华教授已过80寿辰，可出席并指导了每一次的海派经济论坛和海派经济学沙龙；关于劳动价值论等一些创新观点的出笼前，我依然习惯于请教洪远朋教授；蒋学模教授一直将上海的政治经济学后继研究寄希望于我，并给予鼓励。

在上海财大期间，除了作为副教授、教授和硕士生、博士生的导师，先后为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过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外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等约10门课程之外，还担任过经济系副主任和主任、经济学院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院长等职务。在教学与研究两个方面均有较快的进展，政治经济学课程被评委上海市和国家的精品课程，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性的论著和改革主张受到知识界的高度关注，尤其得到刘国光、宋涛、吴树青、陶大镛、胡代光、卫兴华、吴易风、吴宣恭等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的赞誉和鼓励，这些都激励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因为当前挺身而出、冲锋陷阵的创新型马克思主义者，有时或被说成极左或被说成偏右而牺牲名誉或晋升等等。

在上海财大工作期间，还有两件事值得提一下。2002年2月，我曾在江泽民总书记主持的理论座谈会上汇报改革思路；2004年5月，曾在胡锦涛总书记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讲课。参与这些交流，也使本人获益匪浅。

三、研究高登社科院（2005年10月至今）

从2005年10月开始至今，我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工作，先后担任常务副院长和院长。2006年被评为中国社科院首批学部委员，担任学部主席团成员兼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中央给社科院是“三定位”，即“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殿堂、党和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应当在三方面都有所作为，我自己也尽力起表率作用。为了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理论宣传和应用探讨三者有效结合起来，我每年组织马研院和马研学部有六个系列的国内外学术会议，仅2011年组织和召开的国内外研讨会就有15个，其中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高层论坛也颇有影响。我先后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引，撰写和发表了“新人口策论”、“新养老策论”、“新开放策论”、“新国企策论”等主旨报告和文集。

目前，本人主编《国际思想评论》、《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两个英国出版的国际学术季刊，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年鉴》、《海派经济学》季刊和《管理学刊》等。近几年还多次出席中央领导主持的理论座谈会，主持和参与中央和社科院各种重要研究课题。

本人先后赴美国、日本、越南、俄罗斯、法国、英国、西班牙、墨西哥等国进行学术交流，逐渐形成一定学术影响。提出社会主义三阶段论、新的活劳动价值论、新经济人论、公平效率交互同向论、一府两系的国资管理论、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论、大文化经济学论、知识产权优势论、当代经济基本矛盾论等，形成了系统独特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理论和政策思路，被中日等权威报刊认为是“我国第四代经济学家的代表之一”、“中国最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之一”。

作为具有使命感的学者和全国人大代表，需要研究、宣传、对策三位一体全方位地展开，文章、著作、讲演、授课、对话、交谈、主编、主持、受访等多形式地进行学术活动，因而工作非常紧张，好在效率和效果还获得了绝大多数同事和同行的首肯，从而感到欣慰。

特别感到有中国学者自豪感的是，我主编的《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2010创办）、《国际思想评论》（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部创办）的两份国际英文期刊（均由英国出版）属于全球左翼经济学家和左翼社会科学家共同的学术平台，目前已被全球两千家图书馆使用和收藏，这是贯彻党中央关于中国学术“走出去”的重要举措和成就。

（程恩富）